追寻大师足迹,缅怀大师精神

发布时间:2013-11-12 15:10
我怀着深深的敬意,翻开大师这本厚书,封页上庄严的十六个字——“大师,苦难、艰辛和文化给予一个民族的馈赠”,醒目地映入眼帘,令我顿觉肃然。直觉告诉我:书中的大师们一定不只是具有超群的智慧,独到的眼光,生命的辉煌。他们一定也有着不寻常的经历,不为人知的心酸,一定也曾遭遇过种种的屈辱与磨难……
  
  满载着探寻的欲望,我从序言开始一直看到后记,一字不落地看了一遍,欲罢不能,又看了一遍。一段段文字叙述,吸引我紧随《大师》的脚步;一幕幕影像记载,牵着我走进过往的时空。映入脑海的,是一幅幅滴泪泣血的画面;震撼心宇的,是大师们那富贵不淫,贫贱不移,威武不屈的精神……
  
  看《大师》,我时而如亲临抗日的战场,哪怕屏住呼吸也能闻到硝烟的味道;时而如卷入逃难的人流中,抬眼就能看到满目的疮痍;时而如置身于大师的实验室,几乎伸手就能触摸到各种各样的实验仪器;时而如走进大师的书房,看到的是老旧的桌椅,闻到的是满屋的书香;时而又仿佛就站在大师的身旁,闭上眼睛也能感知到生命的气息……一切都是那么的生动,那么的鲜活,那么的熟悉。仿佛自己已然生活在大师们所处的时代里,与大师们一起走上了那个时代的爱国长亭,与大师们一起领略了那个时代的世态炎凉……
  
  看《大师》,每每让我泪流满面不能自己,每每让我扼腕叹息心生悲凉。慨叹之下,每每想提起笔来写点儿什么,却每每提起笔来又放下。为什么?就觉得大师太深太厚重,而提笔之人太浅太微薄,有什么资格去写?拿什么垫底来写?虽然也曾不知天高地厚地自感与大师所弘扬的精神情同志近,虽然也曾自认为有能力借助手中的笔写出想说的话,但终究还是觉得自己有限的知识半径、残缺的品格修养、不成体系的入世认知,用以写大师的有关种种,总是缺了些底气。矛盾着的我,心情愈发的沉重了……
  
  突然的某一天,沉重的心对自己说:总得找一个载体卸下这沉重才好,大不了写出来给自己看呗!于是,才鼓足勇气提起笔来想到什么就写什么,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了。
  
  作为个人,每位大师所形成的信仰、观念、政见或心态志趣各不相同。但是身处不同时代,勤勉于不同领域的大师们,他们向往世道公平的美好愿望是相同的,他们抑恶扬善刚正不阿的秉性是相同的,他们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是相同的。一句话,他们毕生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宏伟志向是相同的。为了这个大志向,生死关头,他们无所畏惧,如潘光旦、邓稼先;政治高压,他们宁死不屈,如傅雷、老舍; 惨遭陷害,他们不改初衷, 如马寅初、梁漱溟; 历尽磨难,他们慈心依旧, 如颜福庆、丰子恺;威逼利诱,他们毫无惧色, 如马一浮、蔡元培;身陷囹圄,他们不失风骨,如贺绿汀、谢希德;名利面前,她们不为所动, 如林巧稚,王淑贞……
  
  大师们,何以这般坚定?何以铁骨铮铮?因为内省的力量让他们拒绝世间龌龊,因为崇高的理想让他们一生保持心灵的洁净。他们以出世的精神专注于强国的事业。为此,他们倾尽所有,他们义无反顾,他们坚定不移地投入了进去,投入得完完全全,投入得彻彻底底,投入得不留任何余地。
  
  马相伯,生于忧患,死于战乱,人生之路整整走过了百年。他为救国、强国,捐出名下所得祖遗3000亩良田及个人全部资产,毁家办学。他为启迪民智,育人立人,倾尽所有。生命的后四十年竟身无分文。
  
  蔡元培,曾任大清翰林院编修,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。为救国、兴国,他毅然弃高官不做,海外留学九年。后期只能靠打工维持学业,取得真经回国后,立志投身教育,一心培养能够改变中国的人。毛泽东称他“教育泰斗,人世楷模”。他,穷其一生尽忠为国,终老却没有一处属于自己的房产。
  
  陶行知,中国贫民教育的先驱,早在1923年,他就是全国闻名的大教授、大教育家。他本可以留在北平过他的优裕生活,享他的天伦之乐。但是,当他看到羸弱的祖国惨遭列强的蹂躏,七千八百多万孩子无书可读,二亿多文盲挣扎在苦难深渊之中,他的心被强烈地撞击着,他寝食难安。终于,他放弃了一个教授的优厚待遇,脱下西装,穿上布衣草鞋,走上了到农村、到最贫困的劳苦大众中办教育、进而改造中国的道路。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纯净理想,他真正的做到了“捧着一颗心来,不带半根草去”。
  
  叶企孙,中国科学事业的奠基人,中国物理学教育的开创者,他举贤自让,甘做人梯, 他培养了杨振宁、李政道、钱学森、钱伟长、王大珩、王淦昌、吴健雄等一代物理大家,而“两弹一星”成功的荣誉却没能分享。他把自己全部的智慧贡献给了祖国的科学事业,他一直过着简单又简朴的生活。他终生未娶妻,他无儿无女无积蓄。
  
  邓稼先,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方案设计者,两弹一星的大功臣,为了这个伟大的事业,他舍家为国,隐名埋姓,他不能尽孝二老双亲,更不能辅佐膝下儿女。为了确保试验成功,他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,多次深入辐射核心区,直到因受辐射,生命垂危之际,他考虑的依旧是中国的核事业,他忘我地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。
  
  颜福庆,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要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医事中心,他用八年的时间,千辛万苦筹措到了一百万银元,终于圆了这个梦,他毕生为医界服务,丝毫不存升官发财为自己的心理。
  
  林巧稚,著名妇产科医生,在她的心目中,病人永远是最重要的。新中国成立之初,北京第一任市长亲自到协和医院求见,她不见。因为她正在为病人忙碌;开国大典时,她被邀请到天安门观礼,她没去,因为这天她有接生任务;全国妇联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,筹备组给她送去了代表证,她以病人多为由推辞了。她心中装的全是她的病人,唯独没有自己。
  
  《大师》中记载的五十三位先贤志士,人人可称“万事师表”,个个堪当“国之栋梁”。以吾辈之浅,恐穷毕生精力难学其一、二。然,读罢总有些疑问如骨鲠在喉,禁不住想问:
  
  于人性,八十五岁高龄的国学大师马一浮在文革期间只因恳求“小将”留下一方砚台写写字,竟惨遭一记耳光,这手如何打得下去?叶企孙,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,风烛残年之际,何以窘迫到没有一张可以安卧的床?颜福庆,为医学事业奔走了一辈子,为社会大众服务了一辈子,生命垂危之时,何以想吸一点儿氧气都得不到批准?何以连自己一手创办的这家医院的门都进不去?一生求真,学富五车,被称作活字典的陈寅恪,生命的后期已双目失明多年卧床不起,批斗何以不能豁免?马寅初,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经济学家,他的《新人口论》发表二十二年之后的一九七九年,国家首次提出计划生育,等于承认马老的论点是正确的,何以又等了两年才为其平反?
  
  于因果,大师们个个慈心仁爱,古道侠肠,襟怀担白,光明磊落,他们忧民族之忧而忧,乐国家之乐而乐,可谓精忠为国,披肝沥胆。何以个个命运多舛?何以个个不得善终?
  
  于民族,如此人之精英,国之栋梁,何以这般糟蹋?
  
  法国思想家圣西门曾经说过:“我们想象:法国突然损失了自己的五十名优秀物理学家,五十名生物学家,五十名化学家,五十名数学家,五十名诗人,五十名画家,五十名雕刻家,五十名作家,法国马上就要成为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。”
  
  法国人认识到了,我们认识到了么?
  
  当表里如一,言行相顾,说真话的梁漱溟被当作了反面教员,试问:还有人敢说真话吗?
  
  当坚持真理的马寅初被革职,被封杀,被一棒子打趴下,试问:还有人敢坚持真理吗?
  
  当以保护老北京为主旨的梁思成方案被否定,其本人被孤立,被翻来覆去的批判,试问:还有人敢那么执着地为国着想吗?
  
  当慈心、仁爱的丰子恺被诬陷,被隔离,人格尊严被践踏,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强迫劳动改造,试问:“善”这个字还有价值吗?
  
  当叶企孙、童第周、潘光旦、林风眠、谢希德等纷纷放弃国外的优裕生活,乃至做出家庭、个人名利的牺牲,投身新中国的建设,却被冠以种种罪名,强行阻断探索的脚步,试问:游子们那归国的心愿还会那么坚定吗?
  
  纵观人类社会,近百年来推动人类进步的重大发明不胜枚举。马可尼(意大利人)首次实现无线电信号远距离传送,使得世界从此不再遥远;兰德斯特(美国人)发现血型,使无数生命起死回生;莱特兄弟(美国人)制成世界上第一架飞机,使人类的飞翔之梦成了现实;爱因斯坦(德国人)创立了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,实现了物理学的脱胎换骨;哥达德(美国人)发射世界上首枚火箭,使人类上天揽月有了天梯;莫克利(美国人)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,实现了人类科技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;比尔盖茨(美国人)创立的微软,更是将全世界带进了互联网信息时代……
  
  科学家的发明是伟大的,是了不起的,然而,科学思想的实现离不开国家的强大,更需要一个稳定的科研环境。
  
  如果一百多年前,英国女王的坚船利炮不曾隆隆地驶来;如果七十六年前,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不曾残忍地践踏;如果六十八年前,没有那场内战;如果四十七年前,没有那样一场疯狂的史无前例;如果我们的国家足够稳定、强大……那么,百年中推动人类进步的发明创造应该不乏中国人,华夏子孙的骄傲也就不只是那久远了的四大发明。
  
  试想:如果马可尼的无线电信研究工作室突遭敌机轰炸,国家陷入危亡,那么他的研究还搞得下去吗?信息传递还有今天的便捷吗?如果正专注于血型研究的兰德斯特突然被革职,被强迫去扫厕所,那么血型的研究还会有结果吗?如果执着于人类飞翔研究的莱特兄弟突然被扣上叛徒、内奸的帽子,被隔离审查,那么莱特兄弟的飞翔之梦还做得下去吗?人类的今天还有飞机可乘吗?
  
  转而我又想,如果马寅初的《新人口论》早二十年被列入基本国策,那么今天的中国会是怎样的图景?如果坚持真理的马寅初精神能够在这块土地上弘扬,那么今天的学术领域将会是怎样一个欣欣向荣?五十年中仅经济领域又会涌现出多少个马寅初?如果,童第周的克隆研究不被政治运动打断,那么中国的克隆技术将会比美国早多少年?如果梁思成关于老北京城的改建方案被采纳,那么首都的天空是否还会有今日的雾霾?如果自一九五二年归国后的谢希德能够有一个持续稳定的科研环境,能够得到全方位的支持,那么她会不会成为中国的居里夫人?如果老舍不死,他会不会得到诺贝尔文学奖?
  
  国家,毕竟是人生活动的最终平台,当这个平台倒塌的时候,所有的一切,亦如流星逝去。任何个人的能力、热血、才华、激情,也仅是垂死者那惨白的面孔上,一缕灿烂的笑容而已。
  
  一个民族的真正崛起,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,一定要伴随着思想文化的兴盛,一定要有民族共同信仰的回归,只有经济的崛起,而没有精神文化的跟进,那么这种崛起是不牢固的,这种崛起很可能经不起颠簸,经不起震荡。
  
  大师,应该是思想文化的脊梁。中国的兴盛需要大师,民族的复兴不能没有大师。而大师的身后更需要一个强大的祖国。
  
  《大师》中记载的五十三位如今均已作古,但我相信大师精神并未远离,那一颗颗赤子之心依旧滚烫,那一束束智慧的火花依旧耀眼,它永远不会暗淡、熄灭,它将牢牢地嵌在国人记忆的长河里,发光、闪烁!我更相信,曾经的苦难终将成为人类进步的阶梯,它是我们不断进取的动力,更是我们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。
  
  富克俭 2013年10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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